《同時代人的文學與批評》：假裝年輕不要停 要繼續(xù)往前走

近日，由活字文化策劃出品、譯林出版社出版的批評家黃子平新著《文本及其不滿》問世。圍繞這本新書與黃子平四十年來文學與批評生涯，10月27日，以“同時代人的文學批評”為主題的最新一期活字文化論壇，在朗園Park蘭境藝術(shù)中心舉行。北京大學文學博士、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講師李浴洋擔任主持，黃子平與同時代的諸位名家——錢理群、陳平原、趙園，共話往昔，聊文學、談交游，以此凝視一場穿越時空的歷史舞臺。同時，還邀請他們的后輩，吳曉東、賀桂梅、楊聯(lián)芬，以后見之名，加入討論，為這一場份量十足的對話增添新聲。

在論壇的上半場，于上世紀80年代提出 “20世紀中國文學”論述框架的“燕園三劍客”——黃子平、錢理群、陳平原，與他們的至交好友趙園，通過追溯80年代的學術(shù)氛圍與個體經(jīng)驗，分別闡釋了他們對“同時代性”與“同時代人”這一阿甘本之問的理解。

黃子平首先談到，他對“同時代人”這一概念的興趣，源于少年時代閱讀19世紀俄國批評家，如別林斯基、車爾尼雪夫斯基等的文章，“同時代人”是這些文章中反復(fù)出現(xiàn)且極為重要的概念。“歷史上有一些時刻會突然出現(xiàn)很多名家，這些人的生平是相互牽連的。譬如文藝復(fù)興時代的歐洲、拉美文學爆炸、中國的‘五四’時期和80年代。”在黃子平看來，這些時代的共通點，是時代的斷裂。在歷史中斷的地方，連續(xù)性的敘事無法滿足時代的要求，只有依靠文學去想象去創(chuàng)造，來修復(fù)斷裂。文學的重要性便在歷史斷裂處體現(xiàn)出來。“同時代人是在時代斷裂時，突然聚集在時代斷層上，尋找一種新的表意系統(tǒng)來寫作的人。”

黃子平并不認同當下流行的“70后”“80后”“90后”的代際劃分。他提到意大利學者阿甘本的文章《何為同時代人》：“同時代人不是逆時代而動，而是如此深刻地卷入時代，但保持著尼采意義上的不合時宜。同時代人，能夠感知到時代的黑暗之光，能夠用筆蘸取當下的晦暗來進行寫作。”黃子平也對法國學者布朗肖所提出的“知識友誼”這一概念甚為認同：“同時代人可能一輩子也見不了幾次面，但會非常關(guān)心對方的寫作，關(guān)注他們提出的問題，對彼此的問題進行辯論、反駁。這樣產(chǎn)生的知識友誼會衍生出更大的概念：文學的共通體。不是‘同’，而是‘通’。‘同’是僵死的，‘通’則是‘和而不同’。”

接下來，錢理群教授回顧了他所經(jīng)歷的80年代與共同走過的“同時代人”。他頗為認同著名作家、文學批評家李陀用“友情”和“交談”來概括80年代。在80年代，“學術(shù)聊天”不僅是生命的存在方式，而且是一種文體。“當年的各種思潮源于那個年代的無限交談，在此背后，有一種新啟蒙的態(tài)度。”同時，錢理群感嘆，如今我們生活在分離的時代，失去共識，能夠敞開心扉、毫無顧忌的朋友越來越少，同時代人已經(jīng)紛紛瓦解。

錢理群談及，在他的生命歷程中需要感謝三個群體：大學畢業(yè)后被分配到貴州安順教書時結(jié)識的朋友，“那是我生命的根”;王瑤、嚴家炎、林庚等傳道受業(yè)的北大教師群;黃子平、趙園、陳平原所組成的“同時代群”。錢理群用“彼此尊重、保持不同;各自獨立、各自互補”來形容“同時代群”的關(guān)系與情誼。

談起“同時代群”與他們共同經(jīng)歷的80、90年代的關(guān)系，錢理群回憶起進行“20世紀文學史三人談”的緣起。“面對當時針對五四領(lǐng)導權(quán)的批判，我們想可以繞過這個問題，把文學史源頭追溯到晚清。我們感到文學史是依附于政治史的，于是我們努力讓文學史的研究擺脫政治史，這在當時是不合時宜的，我們也因之受到不同程度的批判。”因此，“我們的學術(shù)，有引領(lǐng)潮流的一面，也有不合時宜的一面”。他認為對80年代的回顧與反思，也不應(yīng)過分理想化：“80年代既有思想自由、言論自由的一面，也有壓制自由的一面，是兩種力量相互搏斗相互壓制的時代。”

“當年許多同時代的人都變了，但我們幾個沒有變。我們也確實感覺到孤獨、孤立。”總結(jié)既往的歷史經(jīng)驗教訓，錢理群談到，要保證個人與學術(shù)界的健康發(fā)展，“一要思想自由;二要學術(shù)獨立”。

學者趙園借用黃子平一本著作的書名《遠去的文學時代》來形容她眼中的80年代：“80年代那一代的人文確有可懷念之處，學科間的壁壘不太能夠感到，比如‘現(xiàn)代’與‘當代’之間;學術(shù)界和創(chuàng)作界接觸，也會有‘同志’之感。某一種氣象和境界已經(jīng)遠去，無法復(fù)制，也沒有必要復(fù)制，想要復(fù)制是種自戀，每個時代都有它獨特的學術(shù)和文學。”

在趙園看來，黃子平的鴻篇巨著雖少，但其擅長寫精悍的短文，“濃縮、凝練的文字很難寫，但這是年輕學人所必須的學術(shù)訓練”。黃子平所言“害怕寫作”是出于“對寫作的矜重，對于修辭的苛求”。即便其皇皇巨著《革命·歷史·小說》仍然不是制式化的學術(shù)著作，依然有閑筆、逸筆，介乎職業(yè)寫作與隨性寫作之間。黃子平的批評不是炫技式的批評，而有溫度、有口吻、有性情。“現(xiàn)在制造學術(shù)的技術(shù)成為趨勢，沒有主體沉浸、沒有感動、沒有真正的憤怒，職業(yè)化的、沒有性靈的文學批評成為一種風尚，我為此感到憂慮。”

趙園又以黃子平的另一本著述的名稱——《邊緣閱讀》，來解釋黃子平的文學視角：“他既處于香港文化界的邊緣，又處于大陸文化場域的邊緣，這種邊緣影響了他的選擇和他觀照對象的方式。”

談及與黃子平的交游，趙園回憶：“我的第一本學術(shù)作品《艱難的選擇》請子平寫的小引，后來又有他為我《明清之際士大夫研究》寫的書評，對于他對我當代史研究的鼓勵與支持，我真是感激莫名。”“時代變遷，總有一些不變的東西，這些東西彌足珍貴。活到這個年紀，感到幸運的是擁有這樣的一批老友。”

在到場的四位“同時代人”中最為年輕的陳平原教授回憶了他作為外省青年初來北京時，受到黃、錢、趙三人的幫助與鼓勵。這種氛圍“或許是80年代獨有的現(xiàn)象”。

接著，陳平原提出“同代人的異感和異代人的同感”的觀點，“80年代登上學術(shù)舞臺的是三代人，我們和老師以及老師的老師在同臺表演。我提出一種觀點叫“隔代遺傳”。改革開放之后，我們這一代人跳過五六十年代，與三四十年代的校園風格直接對話，從中獲得精神上的支持。這是老大學的魅力所在。”而在同代人之間、上一代和下一代之間，有支持的一面，也有競爭的一面，甚至是并不得體的競爭。“長輩和晚輩很容易對話，同輩人之間很難對話。距離某種意義上會產(chǎn)生美感，因為距離減少了不必要的摩擦。”陳平原表示這一觀點也有感于大學學院中過度競爭所產(chǎn)生的緊張氛圍和人際關(guān)系的不融洽。

陳平原接著提出“同代人的文的批評，和隔代人的史的研究”這一觀點。“同代人因為精神上的過分同構(gòu)，容易產(chǎn)生溢美之詞，批評有失客觀，王瑤先生曾告誡，做批評的人不要和研究對象走得太近。”而歷史研究則必須經(jīng)過歲月的沉淀：“不要太早進入回憶。我必須冷靜地、客觀地看待我走過的美好又不無遺憾的80年代。我經(jīng)歷過、我看到、我反省。”

最后，陳平原說到：“理解自己這一代人，努力理解上一代、下一代人，穿越代際鴻溝，是我們該做的事情。要像老錢一樣，‘假裝年輕’，繼續(xù)往前走。”

在論壇的下半場，黃子平教授的三位后學——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吳曉東、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教授楊聯(lián)芬，以及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賀桂梅分別講述黃子平對他們學術(shù)生涯的影響、以及他們對其文學與批評的理解。

令吳曉東印象深刻的是，通過一次講座，黃子平把結(jié)構(gòu)主義的視野帶入他的閱讀視野之中，使他們這代人與受到存在主義深刻影響的上一代學人們有所區(qū)別。“我們這代人號稱叫‘結(jié)構(gòu)主義’的一代，更愿意從結(jié)構(gòu)這樣的角度來理解文學和文本”。

吳曉東接著回憶道，1988年前后，黃子平開設(shè)了“文學主題學”的課程，研究文學中的自殺、疾病、死亡這類主題。2003年非典之后，“疾病文學”的主題學研究蔚為大觀，而黃子平的研究超前了十幾年。“我后來的現(xiàn)代文學研究中有主題學的研究思路，其實最早受到了子平老師的啟蒙。”“子平老師為我們那一代中文系的學生提供了理解文學和文學批評的標桿。”

在吳曉東看來，黃子平批評的精髓、精神深處的東西很可能是解構(gòu)思維。“解構(gòu)思維即是把社會、歷史不再是客觀存在的實體，也看成和文本一樣需要破譯的對象。”

最后，吳曉東引用美國小說家?？思{形容法國作家、哲學家加繆的話來形容他心中的“子平老師”：“像他這樣的人，永遠不會很多，但總會至少有一個存在于某處，而這樣的人有一個也就夠了。”

人大文學院教授楊聯(lián)芬談到，黃子平教授于香港浸會大學榮休后曾于人大短暫授課，人大的學生至今想念他們的“子平爺爺”。“從學生口中得知黃老師是如何對待每一堂課的，他的人品、學養(yǎng)、學風，很有傳統(tǒng)知識分子的君子人格。”

在分析黃子平的文學批評時，楊聯(lián)芬說：“黃老師的文學批評有非常敏銳的思想，對語言有非常的敏感，具有經(jīng)典文學作品耐讀的特性。”她以新書《文本及其不滿》中的篇章為例：

評點張愛玲的《更衣對照亦惘然》具有古今相通、中外相通的共情;《魯迅的文化研究》一篇則體現(xiàn)了黃子平對趣味的追求和孟子所說的浩然之氣;《批評的位置》中對薩義德的引用令人感知到“黃老師在自由灑脫的外表下內(nèi)心的良知與力度”;《當代文學中的勞動與尊嚴》則引經(jīng)據(jù)典、娓娓道來，有一種氣貫長虹的力量和沉潛在節(jié)制幽默后的深厚悲憫，是當代文學史中的難得一見的佳作。

在北大中文系教授賀桂梅眼中，黃子平一直是當代文學學科的大師兄。“1977年北京大學中文系建立當代文學教研室，黃子平老師是77級的本科生。我們在校時屢屢聽聞其傳說，黃子平老師仿佛一直在場。”“深刻的片面”、“創(chuàng)新的狗追得我們連撒尿的功夫都沒有了”、“同是天涯淪落人的‘敘述模式’”、“二十世紀文學史三人談”……這些黃子平的經(jīng)典論述，是她在校園里耳熟能詳?shù)牡涔省?/p>

在賀桂梅看來，“錢老師是有學問的思想家;趙園、陳平原是有思想的學者;而黃老師是有思想的批評家”，其新著《文本極其不滿》將使當代文學界和當代思想文化界，重新思考什么是批評，什么是有意義的批評。

“黃老師的批評是有思想的批評，能夠與創(chuàng)作者平等對話、甚至擁有穿透作品的力量。”如今，文學批評式微，熱火朝天的評論場不再，批評的力量逐漸喪失。在這樣的背景下，討論黃子平作為一位批評家的位置是非常有現(xiàn)實意義的。

“在黃老師的批評實踐中，文本是個很重要的概念。我們一般把文本分為內(nèi)部與外部，內(nèi)部是封閉的。但在黃老師看來，文本之外無物。社會、歷史、現(xiàn)實，無一不是文本的。因為對文本的理解，在黃老師的批評實踐中，他總是不大關(guān)注已經(jīng)被寫出來的東西，而是總是關(guān)注那些剩余物。”

賀桂梅認為，“黃老師不限于一個解構(gòu)式的批評家，因為解構(gòu)式的批評家總是站在對立面上。他的批評囊括了中心與邊緣。”

作為“70后”一代學人，賀桂梅自省他們這代沒有太多社會歷史構(gòu)造的個性，熟悉的是學院流水線式的知識生產(chǎn)方式。而在黃子平“同時代人”的觀念影響下，“會有很強烈的去理解同時代人的想法，我想這是一個主體實現(xiàn)的過程”。

在論壇最后，黃子平教授回憶起讓他在批評界嶄露頭角、1983年發(fā)表于《文學評論》的文章《“沉思的老樹的精靈”——林斤瀾近年小說初探》的創(chuàng)作過程，當時《文學評論》的編輯楊世偉讓他刪掉文中的兩個成語：“毫無疑問”“眾所周知”。“這件事讓我一生受用無窮，從此我明白，不要說太滿的話，不要說廢話。之后在我的文章里絕不會出現(xiàn)這兩個成語。”黃子平表示，這么多年的寫作生涯中，受益于編輯甚多。“20世紀文學三人談”，能夠在1985年的《讀書》雜志上刊載六篇，是當時《讀書》主任董秀玉老師當場拍板的結(jié)果，“出版家的氣魄令人神往”。

最后，黃子平引用?？碌睦碚撟龀隹偨Y(jié)：“閱讀自己寫過的東西的感受就像照鏡子。烏托邦帶來安慰，異托邦帶來煩擾。正如親友給予的批評或贊美，不斷在兩個空間內(nèi)折騰。”